看幾遍軍旅作家王維的《末代狀元張謇》，也沒有弄明白作者為什么把張謇說成是末代狀元。因為在張謇后面還有駱成驤、夏同龢、王壽彭、劉春霖四位狀元，末代狀元應(yīng)該是劉春霖。

     江蘇海門市長樂鎮(zhèn)（即今常樂鎮(zhèn)）人張謇成為光緒二十年（1894年）甲午科的狀元，當(dāng)年的榜眼是湖南省茶陵縣人尹銘綬，探花是湖南長沙人鄭沅。這次考試后的1895年，榮祿、陶模等人上書變通武舉，建議以武學(xué)堂取代武舉培養(yǎng)和選拔人才。也就是在這一年，李提摩太提出在科舉考試中增加新的科目。他認(rèn)為：“中國科目，意美法良，不可廢也。”但“惟題目不廣，只講本國之事，不知各國治平之法”，應(yīng)該改革。

     第二年，即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由徐桐、啟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任主考官，科舉考試仍在進(jìn)行，四川資中人駱成驤成為當(dāng)年狀元，浙江黃巖人喻長霖、湖南省湘鄉(xiāng)縣新安鄉(xiāng)三十四都（今雙峰縣三塘鋪鎮(zhèn)）人王龍文分別是榜眼和探花。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十一月，貴州學(xué)政嚴(yán)修奏請考試時設(shè)立經(jīng)濟特科，選拔“或周知天下郡國利病，或熟諳中外交涉事件，或算學(xué)律學(xué)，擅絕專門，或格致制造，能創(chuàng)新法，或堪游歷之選，或工測繪之長”的人才。康有為也在這一年撰寫了《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析》一文，指出用八股取士，致使出現(xiàn)“巍科進(jìn)士，翰苑清才，而竟不知司馬遷、范仲淹為何代人，漢祖、唐宗為何朝帝者，若問以亞非之輿地、歐美之政學(xué)，張口瞪目，不知何語矣”。但他們說歸說，科舉考試并沒有停止。

     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貴州麻哈州（今麻江縣）人夏同龢中戊戌科狀元，湖南桂陽蓮塘大灣人夏壽田是榜眼，浙江德清人俞陛云是探花。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兩廣總督陶模率先提出“廢科舉以興學(xué)校”，作為“圖存四策”之一。戊戌變法時，康有為建議：“請勿下部議，特發(fā)明詔，立廢八股。”清廷并沒有采納他們的建議，慈禧太后只是重新恢復(fù)了被廢止的經(jīng)濟特科。1903年癸卯科考試正常進(jìn)行，也就是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由孫家鼐等四人任主考官的科舉考試。山東濰縣（今濰坊）人王壽彭高中狀元，山東萊州人左霈、貴州遵義人楊兆麟分別中榜眼和探花。

     緊接著的光緒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以裕德、張百熙、陸潤庠、戴鴻慈為主考官舉行最后一次科舉考試，河北省肅寧縣人劉春霖一舉奪魁，成為清朝末代狀元，廣東清遠(yuǎn)清城區(qū)人朱汝珍、廣東番禺人商衍鎏分別成為末代榜眼和探花。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（1905年9月2日），直隸總督袁世凱、盛京將軍趙爾巽、兩廣總督張之洞、兩江總督周馥、兩廣總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撫端方會奏《請廢科舉折》。指出“科舉一日不停，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，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”。呼吁停止科舉已是迫在眉睫之事。清廷接受了來自舉足輕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建議，決心廢除科舉考試，以達(dá)到延續(xù)自身統(tǒng)治的目的。自此為止，具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宣告結(jié)束。

     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中間有的人一邊高喊廢除科考，一邊又不停地參加著科考。徐世昌和袁世凱曾誓言廢除科考，但徐世昌還是參加了科考，并中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的進(jìn)士。好在袁世凱并沒有放在心上，兩人關(guān)系依然很好，在玩弄清政府和孫中山的道路上，相互協(xié)助，一唱一和。相比之下，梁啟超就沒有這么幸運了，他和吳稚暉等人約好不參加考試，但梁啟超還是在父親梁寶瑛和老師康有為陪同下分別參加了1890年和1895年的會試，最后雖然因為主考官徐桐以廣東舉人考卷中“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”為由沒有錄取，但還是導(dǎo)致了吳稚暉和梁啟超終生不相往來的最后結(jié)局。